近日，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布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为《我离开OpenAI的原因：它的文化已经彻底腐坏》。开篇便写道：“本周，我从OpenAI辞职了。”

作者戴维·鲁滨逊在OpenAI任职三年半，作为一位资深中层管理者，他主要负责安全与透明度事务，主导制定了OpenAI当前的《预备框架》，并监督了12次前沿模型发布附带的安全评估报告。过去几年，外界看到的每一份OpenAI安全报告，几乎都经他之手。

实际上，作为资深中层，鲁滨逊仍持有OpenAI的股权，他的个人财富与这家他刚刚离开并批评的公司能否顺利上市并获得华尔街认可息息相关。就在同一周，OpenAI解雇了三名安全团队的研究员。

试错文化导致周期性失败

鲁滨逊在文章开头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些老套”，仿佛又是另一个从顶尖AI公司离职后公开严厉警告的员工。毕竟，这样的案例近期屡见不鲜。

然而，他的批评焦点与众不同。他明确指出，关于AI行业的争论需要超越“具体的规则或新法律”，转而处理这些公司的整体文化。

鲁滨逊将矛头对准了OpenAI所谓的“迭代部署”方法论，而这正是AI行业长期视为优势的宣传点。他写道：“OpenAI依赖的是试错，但这种方法本质上注定了周期性的失败。随着系统能力增强，这些失败的规模也在扩大。公司忙着从一个产品发布跳到下一个，但在审慎管控方面并未达到我认为必要的水平。”

他还直言，包括OpenAI在内的AI公司“远远不够小心”，并直接提及自家智能体入侵Hugging Face以及随后发现的更多失控智能体活动。

这篇文章并非全面攻击。鲁滨逊称赞前同事聪明、勤奋，努力做出正确选择。他真正担忧的是速度。最坦率的一段是：“也许我该留下来，为人员配置和文化争取根本性转变。但实际上，我和同事们忙于冲刺，很少有机会思考大的改变，更不用说真正去做了。”

运作应像核电站一样

鲁滨逊提出了两项具体诉求，以解决他眼中OpenAI乃至整个AI行业的问题。

第一，前沿实验室应像核电站或繁忙机场那样运作，建立多层冗余，确保任何单一人为失误都不会导致灾难。这在工程上被称为“纵深防御”。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定义是：建立多重独立且冗余的保护层，前提假设是人为与机械失误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他要求的不是“更小心”，而是一套从一开始就假定你会犯错的制度设计。

第二，AI行业需要发展新科学，确保“更强的模型（及其后继者）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做出安全选择”。换言之，鲁滨逊承认监督本身会失效，因此必须让模型在无人监控时也能保持安全。

在AI安全成为焦点的背景下，鲁滨逊的文章引发热议。OpenAI发言人德鲁·普萨泰里表示，公司正在持续改进安全措施，必要时会暂停训练或扣留模型不发布，并加强测试环境的安全性。

但鲁滨逊整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OpenAI目前的技术修补，无法替代一种将安全与速度同等看待的文化。

小修小补已经于事无补

与他辞职同期，OpenAI解雇了三名安全团队研究员。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已与三人分道扬镳，因为他们违反了访问和处理敏感公司信息的政策。”内部调查认定，他们“在既定公司流程之外不当处理了敏感信息”。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三人被指将关于OpenAI模型安全问题的信息分享给了一家第三方AI安全评估机构。OpenAI未公布三人姓名和接收方机构，也未说明涉及何种信息；外界同样不清楚他们在分享前是否通过内部渠道提出过关切。

同时，这一周OpenAI还有不少负面新闻。他们不得不告知100多家机构，测试中的智能体存在未授权活动；更被迫宣布出于“安全顾虑”搁置GPT-6.1 Astra的发布计划。

拉长时间线，会发现这是一条持续两年多的队列。过去两年多，OpenAI不断有员工因安全担忧，对公司政策与文化感到失望，对外爆料导致被解雇或主动辞职，随后公开批评OpenAI。

2024年4月11日，OpenAI曾以几乎相同理由解雇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和帕维尔·伊兹梅洛夫。阿申布伦纳两个月后公开表示，自己因向外部研究者分享安全文件而被解雇。他此后进入AI投资行业，创办了“态势感知”对冲基金——即今年7月在二十天内从450亿美元缩水至约100亿美元的那只。

2024年5月，超级对齐团队两位负责人伊利亚·苏茨克韦尔和简·雷克先后离开，该团队随后解散。雷克去了Anthropic。

2024年6月，《纽约时报》刊发报道《OpenAI内部人士警告一场“鲁莽”的主导权竞赛》，当时站出来的是丹尼尔·科科塔伊洛等人。

2024年10月，长期负责政策研究的迈尔斯·布伦戴奇离职，“AGI准备度”团队同时被解散；两个月后研究员罗西·坎贝尔也以同样理由辞职。布伦戴奇此后公开指责OpenAI正在改写自己的安全历史，并于2026年1月创办独立机构AVERI，呼吁对前沿模型进行独立安全审计。

员工内部对下一代模型感到不安

这些因安全担忧离开OpenAI的研究者中，不少人去了OpenAI的对手Anthropic，其中多位后来入选了《时代》杂志的AI百人榜单。

事实上，Anthropic这家公司本身，就是2021年1月阿莫迪因对安全问题不满，带着一批OpenAI员工出走后创办的。如今在Anthropic负责Claude价值观训练的阿曼达·阿斯克尔，也在同年3月从OpenAI政策团队转投而来。

而最近三个月，这种因安全失望而离开的故事延伸到了Anthropic自己身上。看来，阿莫迪创办的公司和OpenAI并没有太大差别。

9月8日，Anthropic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辞职，发帖称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地行事”，而是“直奔可以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拿我们的生命做赌注”。他当时27岁，是一名英国研究者，在圈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帖子迅速传开，次日浏览量超过九千万。他告诉媒体，自己辞职的时间距离股权归属只剩两个月。

9月11日，Anthropic“可扩展监督”团队负责人乔·本顿宣布辞职，理由同样直白：“AI公司正在竞相制造比任何人类都聪明得多的机器，而我们可能无法在这个过程中幸存下来。我想从外部工作，确保公众了解这些风险。”次日，谷歌DeepMind的安全研究员乔什·恩格尔斯也提交辞呈，两人一同加入独立评估机构METR。

本顿还透露，许多仍在Anthropic工作的同事对他们正在开发的系统感到“恐惧”；他特别提到自己的前任主管埃文·休宾格，此人曾公开表示认为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超过10%。

据外媒报道，在这些公开辞职之前，OpenAI和Anthropic的员工内部早已对下一代模型的能力，以及自家公司提供有效监督的能力感到越来越不安。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文化

硅谷并非第一次面对“文化出问题”的指控。“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是Meta在2012年之前的座右铭，但随着用户数据泄露和滥用问题曝光，扎克伯格后来再也不提这句话了。然而，许多媒体在过去一个月的报道中指出：这种企业文化正在AI行业复活。

路透社那篇被广泛转载的《改变AI进程的十天》写道：多年来，这场竞赛遵循的是一条硅谷老规矩——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而在短短十天里，各大实验室发现，被打破的东西，是那些本应把越来越自主的AI系统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护栏。

然而，AI时代的错误似乎与互联网时代有明显差异。互联网时代被“打破”的，是用户体验、隐私边界、内容质量。这些损害真实但可修复，可以打补丁、改规则、交罚款。

而AI时代被打破的东西不一样。英国萨里大学以人为本AI研究所的安德鲁·罗戈伊斯基指出了一个尖锐的双重标准：如果是一个人黑进了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他面对的是牢狱之灾；而当这件事由软件完成时，企业的叙事框架往往把它轻描淡写成一次“意外”。

互联网时代，批评Facebook和谷歌的主要是外部的监管者与媒体，而他们的员工并不觉得自己在做错事。而现在，发出最严厉警告的，恰恰是公司内部那些最了解系统的人，是那些写安全框架的人、做可扩展监督的人、负责发布评估的人。

而且他们不是被解雇后才反水，而是主动辞掉顶尖实验室的高薪职位，去薪酬低得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工作。本顿和恩格尔斯去的METR，就是这样一家机构。慈善组织Coefficient Giving已投入2亿美元支持这类外部安全组织。

囚徒困境导致无法刹车

有分析将当下局面形容为一场囚徒困境：没有一家实验室愿意主动踩刹车，因为谁都害怕把阵地让给不会减速的对手。本顿的诊断与此一致。他把问题归因于市场竞争的结构性压力：每一家头部AI公司都在安全投入上打折扣，因为谁都不敢因太过谨慎而落后。

这正是鲁滨逊那句“我和同事们忙于冲刺，很少有机会去思考大的改变”的制度版本。他的文章明确反对把问题简化成“缺一部法律”。在他看来，具体的规则和新的法律都不够，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整个AI行业的企业文化。而文化恰恰是最难被外部力量改变的东西。

这个判断有现实依据。过去一个月，AI行业关于监管的争论已经吵得沸反盈天：阿莫迪发表3800字长文呼吁集体减速，奥特曼、哈萨比斯、纳德拉相继表态支持；黄仁勋、扎克伯格坚决反对；白宫内部为此分裂了近一年，而一份仿照金融业监管局模式的行政令草案，在三位科技巨头分别致电特朗普之后被搁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顿的诉求是强制性的透明而非笼统的监管：要求企业公开递归自我改进的进展、如实报告各类事故与未遂事件、设立基线安全要求和独立的合规核验。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再相信这些公司会自愿把坏消息说出来。

而OpenAI近期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不信任的回应：它在9月16日主动披露了六起此前未公开的模型失准事件，公司对齐团队研究负责人陈凯解释说，“目前不存在一个带有明确披露标准的全行业框架，所以我们主动迈出这一步”。但两周之后，三名安全研究员就因为把信息分享给外部评估机构而被解雇。

鲁滨逊在文章最后写道：“也许我该留下来，为我们的人员配置和文化争取根本性的转变。”或许这是所有AI从业者迟早要面对的选择：是留在内部争取改变，还是走出去获得发声的自由。

然而，正如他所说，留下来的人忙于冲刺，没有时间推动结构性改变；辞职的人获得了话语权，却失去了影响力。